同业公会的会址迁到了新开路11号
发布时间:2019-05-29 12:13

  1917年开办的恒升照相馆是石家庄第一家照相馆。到1938年底,全市拥有10家照相馆,累计资产共计3300元。1942年照相馆又增长到18家。从民国时期石家庄照相行业的总体发展看,照相馆都属民营性质,各家照相馆的规模都不算太大,各家照相馆的器材多数为舶来品。照相馆行业虽属于服务业,但它是集科技、艺术、服务于一身的现代新兴行业,附加值较高,受到许多人的青睐。在40年代,拍摄戏装照片属于非常前卫的流行时尚,曾风靡一时,各家照相馆纷纷打出拍摄戏装照片的广告。

  如果追溯本市照相馆的老字号,石家庄最早照相馆业的发轫应该从民国初期算起。

  据《石家庄市志》记载,“石家庄最早的照相馆,是刘子元开办的同芳照相馆,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坐落在桥西三民街街口。”但是,民国老人刘普义在《石家庄第一家照相馆》一文中记述说,恒升照相馆是石家庄第一家照相馆,开办于民国六年(1917年),比同芳照相馆要早两年,该馆位于桥西升平街北头路西。刘普义先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任石门中学的教员,他对开办第一家照相馆的记忆是与1917年石家庄大水灾联系起来的,而且对恒升照相馆以及经营者于经理的描述都非常清晰和准确。当时恒升照相馆有一间门脸,有一间摄影棚,棚顶由透明的玻璃覆盖。玻璃下面安装了遮光的青色布帘,布帘可以左右拉动,用以调整光线。刘老先生对这家照相馆的于经理更加熟悉,因他是本地石家庄村人,“语言诙谐,行动敏捷,是个经商能手。”于经理还经常对人说:“一有石家庄,我就开始照相,日久天长,特富经验,谁要不信,一照便知。”由此可知,刘普义对恒升照相馆的介绍是真实可信的,他特别记述说,“比较后来有人开设的同芳照相馆”,恒升照相馆“还显得热闹兴隆”。这等于明确强调了恒升照相馆比同芳照相馆开设的要早。基于以上的记载和分析,我认为将1917年开办的恒升照相馆作为石家庄第一家照相馆,应该实至名归,比较可信的。

  自从有了第一家照相馆,很快石家庄又陆续开办了一批照相馆,出现了照相馆之间激烈竞争的局面。据1934年出版的《石门指南》记载,当时全市有5家照相馆,即位于同乐街上的同芳照相馆、明星照相馆,位于升平街上的恒升照相馆,位于大桥街劝业场的丽真照相馆,位于桥东公兴存街上的丽影照相馆。由此,照相留影便成为记录石门市民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照相馆开始成为普通居民偶尔为之的一种高消费。

  1938年底,全市拥有10家照相馆,累计资产共计3300元。到30年代末,石门市已经拥有11家照相馆。据1940年出版的《石门市事情》记载,本市11家照相馆已经成立了同业公会,由方维臣和刘自元分别担任会长、副会长,会址设在木厂街宝华照相馆。1942年出版《石门新指南》之时,照相馆又增长为18家,同业公会的会址迁到了新开路11号。

  石门沦陷时期,随着华北五大都市规划建设的展开,殖民经济畸形发展,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服务业增长迅猛,特别是照相行业发展非常快。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写线年前后来到石家庄,后来在朝阳路开设了石门照相馆。从1943年2月刊登的广告看,石门照相馆应该是开张于1942年底或1943年初。由于40余岁的池成沃具有专业学习经历,加上他对摄影和暗室技术十分精湛,又拥有修版绝技,很快便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1944年又有人在朝阳路东头路北开办了一家“中国照相馆”,本市照相馆数额发展到了最高峰。

  40年代本市照相行业发展如同坐过山车,有迅速膨胀的高潮,亦有瞬间失落的低谷。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日侨抛售家产待机回国,物价猛跌,伪币贬值。1946年冯式陶和吕善言托人探听石门照相馆确系不属敌伪财产,便集资法币1000万元,倒兑了朝鲜人池成沃的设备及全部原材料,并沿用原来的品牌,留用了原班中国店员。

  从石家庄照相馆总体上看,民国时期各家照相馆的规模都不算太大,秒速赛车全部为民营性质。

  民国时期,石家庄各家照相馆使用的器材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照相机的镜头一般采用德国造的“蔡司”,还有美国的“柯达”。同芳、精精、石门等照相馆使用的照相机为座机,还有的照相馆使用的是折叠三脚架相机或手扶式照相机。各家照相馆的照片底板、胶卷、相纸等消耗性材料,一般使用德国的“埃可发”,美国的“柯达”,英国的“伊尔福”,日本的“富士”、“昭和”、“1200牌”、“珍珠”、“樱花”等品牌。许多照相馆一般都有代客人冲晒胶卷的业务。在沦陷时期,本市照相馆使用的消耗性材料多为日本货。这个阶段,本市出现了经营照相器材的店铺,有些贩卖器材的店铺,其实就是照相馆在代为经营,照相和销售器材合二为一。例如,石门市北后街98号的“林洋行”,就是一家照相机专卖店,该店在1943年1月的报刊广告中,介绍的经营项目有新到大批最新式照相机,而且售价低廉。此外,还有大量照相材料,该店铺还经营冲洗、放大业务,其技术熟练,工艺精巧。另外,位于大桥街的北京欧亚商行支点,主要经营项目是批发、零售照相材料、照相机、胶卷、软片等,并代客冲洗、放大照片,并能修理相机快门等。

  日伪统治时期,石门照相器材用量曾出现过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本市这种照相材料消耗量的增加完全是由当局行政行为直接推高的,主因有三:

  第一,良民证照相。日伪当局对石门市民身份管理制度中推行了严格的良民证制度,为了确定人员身份,进行了工程浩大的居民身份管理登记。据《石门新报》报道,本市公署警察所为了肃清管内所谓不良分子,以期治安之巩固,曾制作颁发附有照片之良民证。1941年8月,石门人口猛增到166773人,如此多人的照片,“须于指定地点赶速补照”。无论增设多少指定的拍照点,只能分散拍摄途径和缓解拍摄时间压力,而对石门总体需求的相纸消耗确是一个较大数字增加。

  第二,征集宣传照。日伪当局将新闻照片作为宣传品,频繁地向社会广泛征集照片的举动,用以为殖民统治宣传服务,直接推进了本市摄影及相关器材消耗量的大幅增长。例如,1940年1月,由石门记者协会和“照相业组合材料店”共同发起了“大悬赏募集摄影照片慰问皇军”活动,以反映石门城市建设和日伪统治的所谓“明朗石门市”为主题,组织者在展出征集作品的同时,还准备将摄影作品在《石门新报》上发表。作品将评选出一等奖1名,奖励30元;二

  等奖2名,奖励20元;三等奖3名,奖励10元;此外再评选出佳作奖50名,均颁发奖状。再如,1943年1月,石门大政翼赞会、新民会石门市总会共同举办的募集汪伪政府参战照片展,无形中对石门照相馆的冲洗、制作等业务以及器材消耗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举办摄影展。日伪当局为了宣传所谓“东亚共荣”,拼命开动各种舆论机器,经常在石门举办反映殖民战争的摄影展览,“以期大东亚战争实况之家喻户晓”,每期制作和布置大幅摄影展品也直接促使了本市照相馆制作业务和耗材消费大幅增加。譬如,1941年9月5日至9月7日,正定道公署、石门市公署、新民会市总会、东亚新报、石门新报社,在市公署会议室共同举办“治强实况照片展会”,此次展出日伪作战照片数十幅。1942年2月21日至2月25日,新民会宣传局在石门新兴小学举办了“大东亚战争写线日,新民会石门市总会在亲善街(大桥街)各商店举办了“大东亚战争照片展”。1943年11月,石门新民总会与东亚旅社等在兴亚会馆举办“南方事情照片展”。1944年春节期间,正定道公署为了介绍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各国建设之实况,及各地战地战争之演变”,在石家庄周边的正定、获鹿、元氏、井陉、晋州、藁城、束鹿等先后举办“圣战照片展”。1944年4月1日,新民会石门市总会在朝阳路举办“南洋照片展”。

  抗战胜利后,占领的石家庄很快就成为一座孤城,照相器材短缺。各家照相馆不得不使用部分国产的材料,例如,天津产的相纸等。随着战局形势的急剧变化,社会动荡不堪,石门照相行业的经营出现了严重亏损。

购买咨询电话
400-551-5692